邓颖超两次出国受阻内幕
1946年6月11日清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内一间狭小的会议室，因众多记者的到来而显得拥挤不堪。上午11时整，记者们忽然骚动起来，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门口。令人意外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并非常任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周恩来，而是他的夫人、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她身着淡雅的旗袍，面带微笑地向记者们致意，对他们的到来表达了诚挚的感谢。随后，邓颖超话锋一转，就国民党政府无端阻挠她前往法国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会议的事件，发表了公开谈话。
1946年，邓颖超于梅园新村。
事件由来
二战终结之际，全球各国人民与进步力量积极投身于抵制法西斯主义、捍卫世界和平的广泛行动之中。在这一过程中，相继涌现了众多国际性的工人、妇女、青年组织，它们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进步政治势力，对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45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在巴黎成功举办了一场由英、美、法、苏等国妇女团体共同发起的首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在此盛会召开前夕，大会筹备委员会向我国伸出了橄榄枝，向我国政府发出了邀请。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我国驻法国大使钱泰从留欧妇女中精选了10位杰出代表，其中包括李佩、袁晓园等知名人士。
当时，我国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设有由宋美龄领导的妇女组织，解放区亦已建立起独立的妇女团体。1945年6月20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以蔡畅担任主任，邓颖超与白茜担任副主任，标志着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正式起步。
显而易见，仅从留欧妇女中选出代表，并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妇女界的整体意愿。为此，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主任蔡畅委托正在法国参加国际劳工大会的邓发和陈家康，向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提交了入会申请，并成功获得了执委会的认可。执委会进而决定，在分配给中国的5个正式执委和2个候补执委的名额中，将其中2个正式执委和1个候补执委的名额分配给中国解放区妇联。
国际妇联将相关决定的公函交付邓发，并委托其转呈蔡畅。1946年4月，解放区妇联进行了执委的选举，推举蔡畅与邓颖超担任执委，作家丁玲则被选为候补执委。国际妇联执委会对此名单予以批准，并于5月初发布了通知，邀请她们于6月27日在巴黎召开的执委会议上出席。
彼时，国内局势紧张至极，国民党政府一面在谈判桌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阻挠国共谈判的顺利进行，一面调动军队，积极备战，意图对解放区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期引发内战。随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国共双方的谈判斗争亦愈发错综复杂。
鉴于这些考量，中共中央认为派遣代表出席国际妇联执委会议，将有助于向全球人民展现中国共产党珍视和平、坚决抵制内战的坚定立场，并进一步扩大我党及解放区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同时，借助国际会议这一平台，我们亦可揭露国民党政府意图引发内战的险恶图谋。基于此，中央决定派遣邓颖超同志前往巴黎参加此次会议。
邓颖超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即刻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交了护照申请，着手办理出国所需的各项手续。
严正交涉
国民党政府在接到邓颖超的出境申请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不愿放行邓颖超出国，担忧此举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鉴于邓颖超身为国际妇联的执行委员，手中持有参会邀请函，并在妇女界享有广泛的影响力，若公然拒绝，恐怕会招致中共代表团的抗议及舆论的普遍反对。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试图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以期顺利度过会议期限。
国民政府外交部起初对邓颖超的护照申请置若罔闻，连日来皆无回应。在邓颖超的持续交涉之下，最终不得不作出回应。外交部以妇女组织属社会团体为由，声称社会团体的事务由社会部管辖，从而要求邓颖超必须首先获得社会部的批准，方能在外交部办理护照手续。社会部表面上是负责指导职业团体、强化社会救济、推进劳工行政管理等工作，实则扮演着监督和控制人民群众及社会团体活动的角色。
其一，将邓女士参会行为曲解为等同于代表国家出席，声称需经行政院审批；其二，强调必须征询国内其他妇女组织的意见，才能决定邓女士的参会资格；其三，声称社会部未曾存档194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相关材料，因而无法追溯相关记录。
针对国民党政府所采用的拖延策略，中共代表团在深入探讨后，毅然选择采取强硬立场，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旨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诡计。
6月11日清晨，邓颖超于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驻地举办了一场针对驻南京外国记者的招待会，逐一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所捏造的所谓“理由”。邓颖超郑重指出：我身为国际妇联的执行委员，前往法国是为了出席国际妇联执委会议，此行纯属个人行为，非代表我国政府，亦非代表全国妇女组织，故而无需征询其他妇女团体的意见。中国妇女代表李佩回国后，已向宋美龄汇报了邓颖超等同志当选国际妇联执委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对此事亦应有充分了解，绝无理由拒绝发放护照。
邓颖超的发言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共鸣，众多人士纷纷表达出对她的同情与支持。国际民主妇联的主席考登夫人更是亲自致电邓颖超，热切期盼她能按时赴巴黎参加会议，并致信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强烈要求批准邓颖超的出国申请。此外，国际妇联秘书长亦多次前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进行交涉，坚决要求中国政府为邓颖超颁发护照。
然而，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对国际妇联的立场和公众舆论的呼声置若罔闻。6月20日，社会部政务次长洪兰友代表政府，以中国驻法国大使的意见为依据，并声称由于时间紧迫，断言邓颖超无需出席此次会议，进而拒绝签发其护照。
1946年五月，周恩来与邓颖超于梅园新村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风波又起
近日，国民党政府无端干预邓颖超女士参加巴黎国际妇联执委会会议的行径才告平息，紧接着便掀起了另一场试图阻止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风波，此举无疑给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增添了新的挑战与阻碍。
1946年5月，应联合国社会经济委员会妇女小组的建议，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遗孀牵头，联合美国大学妇女会、军人家属联合会等共计19个美国女性组织共同发起，决定于10月中旬在纽约举办一场国际妇女会议。此次会议旨在邀请全球妇女领袖共同参与，围绕如何协作推进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合作路径进行深入研讨，并交流各自的知识与经验。会议将重点讨论包括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以及精神与道德状况等多个议题。大会指导委员会特别向宋庆龄、邓颖超等我国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彼时，邓颖超接到了两份会议邀请函，其一为十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执委会会议，其二则是国际妇女会议。鉴于会议时间上的冲突，邓颖超无法同时出席。经中共中央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她将出席纽约的会议，并借此国际妇女会议的讲台，传达中国共产党热爱和平、坚决反对内战的立场。8月3日，邓颖超遵照党中央的指令，向国际妇女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卡特夫人发出电报，正式接受邀请。8月8日，邓颖超亦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社会部提交了护照申领申请。
邓颖超为参会事宜，精心筹备了一系列准备工作。8月27日，她抵达上海，便着手就国际妇女会议的出席事宜，向当地妇女界征询意见。9月1日，她发表了《告全国妇女同胞书》，提出了关于“我们身处何种政治与经济环境”等六个问题，广泛征求妇女同胞的宝贵意见。9月3日，邓颖超拜访了莫利爱路29号的宋庆龄寓所，两位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就国际妇女会议的出席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了共识。9月4日，邓颖超在马思南路周公馆举办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与会记者详细介绍了国际妇女会议的宗旨与议程，并再次向全国妇女同胞征询意见。
邓颖超即将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消息，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众多妇女同胞纷纷致信邓颖超与宋庆龄，倾诉她们对于全球妇女议题的见解与期许。邓颖超本人便收到了超过2000封来自各方的来信。
随着会议日期的日益临近，邓颖超及中共代表团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及社会部提出交涉，迫切请求他们尽快颁发护照，以确保代表团能够按时出席。然而，国民党政府似乎又重施故技，外交部与社会部相互推卸责任，近两个月来均未给出明确的回应。
邓颖超对这一策略早有洞察。9月4日及24日，她分别在上海召开了两次记者会，向媒体界详述了自己为与会而进行的各项筹备工作，并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所制造的种种借口，以此阻挠她与会。此时，纽约国际妇女会议的开幕在即，仅剩一周之隔。鉴于当时中美两国间尚无民航航班，即便发放护照，也难以确保她能够按时抵达纽约参加会议。
为此，邓颖超提笔致信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和大会指导委员会，表示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不发给她护照，致使她不能参加大会，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政府。邓颖超在信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罪恶，以及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同胞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妇女对内战和独裁的反对，“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其片面援助内战一方的政策，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和鼓励，立即撤走美国在华驻军”。邓颖超的信，在中美两国妇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许多美国人士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独裁本质。
在投身斗争之际，邓颖超亦未雨绸缪，做好了周全的准备。进入9月，冯玉祥与李德全夫妇踏上赴美之旅，邓颖超随即委托李德全女士，在她抵达美国后，代为出席国际妇女会议。李德全女士不负所托，于10月22日的国际妇女会议上发表演讲，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撤回驻华美军，并号召国际妇女界携手援助我国，以遏制内战的蔓延。她的发言赢得了与会各国妇女代表的广泛赞誉与支持。
邓颖超两次参加国际妇女会议，虽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无理阻挠没有成行，但通过这两个事件，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反动独裁的面目，赢得了人民群众和国际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邓颖超虽没能参加会议，但实际上达到了参加会议所要达到的目的。